Beyond royal politics: state transform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Saudi Arabia

Abstract

Saudi politics is commonly portrayed as reflecting a system of centralised personal rule in which decision-making power trickles down from the tightly knit power circles within the House of Saud. In contrast, this paper draws attention to the empowerment of quasi-autonomous state organisations in Saudi Arabia as a result of state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t its most extreme,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Saudi Arabia has created institutional and regulatory enclaves with vested interests and areas of competence that cross Saudi border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foreign policy ramifications of transformed statehood in Saudi attempts to further Gul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Gulf Monetary Union project.     

论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 ,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另外 ,还涉及特许权协议、拒绝司法、外交保护等问题。就外资待遇而言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慎重承诺。笔者通过对国有化问题的分析 ,认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不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而是一种“合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责任”。关于特许协议 ,笔者认为它是国内契约。此外 ,在国际投资中 ,还涉及因污染转嫁而产生的国家责任。     

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

在北京、厦门、哈尔滨三地部分法院的调查显示 ,离婚救济制度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未能得到有效适用。特别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者寥寥无几。而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也存在着适用条件苛刻 ,受助者范围小 ,住房帮助的规定难以落到实处 ,金钱帮助数额偏低 ,经济帮助实际不到位的问题。针对调查中所显示的制度缺位与不周延问题 ,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 ,考虑制度性重构。     

论医疗损害赔偿原则体系

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损害赔偿实行单一的限额赔偿原则,且赔偿范围规定不全面,使得该条例不能有效和合理地处理所有的医疗损害赔偿,并使得该条例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日益边缘化。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适应全部医疗损害赔偿的赔偿原则体系,该原则体系由全面赔偿原则、限额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和衡平赔偿原则构成。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我国国家赔偿程序之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存在许多缺陷,在实践中造成了诸多弊端。除了赔偿范围狭窄、赔偿标准太低等实体方面的原因外,赔偿程序设计不合理也是其重要方面。建议将赔偿委员会设置在人大之下,同时完善赔偿的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改进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     

从刑事赔偿与补偿角度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在刑事诉讼中解决好对被害人的赔偿与补偿问题,可以有效地使被害人获得抚慰,有利于实现诉讼目的,维护社会安定。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赔偿是按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但如何通过该程序来保障被害人的赔偿权利,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对刑法中“国家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兼评一宗走私制毒物品案的审理

正确把握“国家规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定罪量刑非常重要。当前将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规章视为刑法中的“国家规定”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基于国务院的行政管理职责实际是由各部委来具体履行的现实,建议立法机关对“国家规定”作扩张解释,将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等纳入“国家规定”的范围,为打击诸如走私盐酸等类的违法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和谐社会建设视阈中的社会力量培育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聚焦"社会建设",这昭示着我国政府职能即将开始一次真正意义的转型,它标志着以个人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性社会建设的开始。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向社会公民权利回归的历程分析,总结浙江的现实经验,可以看出,培育与国家公共权力相对应并能与之进行有效互动、制衡的社会力量,应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基础要件。     

美国刑事赔偿制度论要

因“主权豁免”原则的影响和基于财政负担等方面的考虑,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刑事赔偿立法与实践相对保守落后。在立法上刑事赔偿范围狭窄;获得刑事赔偿的法定条件非常严格;赔偿请求人须承担严格的证明责任;受害人可获得的赔偿金数额受到很多限制。在实践中,受害人获得刑事赔偿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目前,美国刑事赔偿立法已经引起了许多州的重视,但刑事赔偿立法的完善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